在西方社会，年轻人在升学或者毕业之后工作之前，会进行一次为期一年的旅行，在步入社会之前体验不同背景的生活。在旅行的同时，也会做一些与专业相关的工作或者一些非政府组织的志愿者工作，以便更好地融入社会。这一年被称为“间隔年”（Gap Year）。

    2006年12月，东东带着一张仅有21000元人民币的国际银行卡，离开了自己生活多年的城市，开始了他的“间隔年”之旅。从原来计划的3个月走到13个月，从计划前往印度做义工变成一次辗转亚洲的旅途，从中国澳门经泰国、老挝、中国云南、缅甸、印度、巴基斯坦、中国新疆和西藏，再到尼泊尔……在路上，东东遇到了一个日本女孩，迟到的“间隔年”也渐渐成为一次爱的征途。现在，东东和他的日本妻子一起在日本生活，共同续写幸福的人生之旅。

    在中国，“间隔年”还是很新鲜的概念，但很快将会成为中国年轻人的潮流。只要走出第一步，下一步就变得不太难。

    2006年10月的某一天，我收到了一封来自印度的邮件，是班加罗尔（Bangalor）附近一家艾滋病慈善机构发给我的。他们告诉我，他们同意我到那里做志愿者，但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前到达，具体的工作也要到了再安排。

    2006年11月的某一天，我发现我的银行账号里头有21000元，看到这个数字的第一反应是：是时候离开了！于是我向李主任提出我要到印度做义工的意愿，本想非辞职不可的，但他却破天荒地给了我3个月的假期。

    我选择了印度和西藏作为此行的两个目的地。选择印度是因为要去做义工；选择西藏是因为它是我大学时代没有完成的梦，是毕业旅行夭折后一直以来的遗憾。印度的义工计划2个月，西藏旅行1个月，假期完毕，有义工，有旅行，我的“间隔年”在时间上不算圆满，但意义上算是完整了。

    我将间隔年计划告知身边的人。父亲并没有怎么坚决反对，但是很明确地说，我的间隔年目的性不强，注定这次旅途会无功而返。妈妈是洒脱性的中立，说只要我开心便去吧。她舍不得我，只是从小到大，她一直都让我做我喜欢的事情，父亲也经常说她“慈母多败儿”。只有姐姐站在我的一边，可以说是反对和支持的各占一半。身边的朋友目瞪口呆，有的赞成，有的似懂非懂地保留意见一笑置之，有的大骂我神经病……即使当时身边的人都反对，似乎也不可能阻止我。聆听别人意见的时候，我老早就沉浸在“在路上”的亢奋中了。

    广州是一个美丽的城市，11月份的广州，正是冬季来临之际，广州的冬天是我最喜欢的季节，而我却选择在这个时候离开。11月30日的那天晚上，我上了最后一天班回到公寓，一个人狠狠地痛快地哭了一场。是我还没有准备好，还是担心我的间隔年会像父亲所说的那样落得两手空空的下场？离开势在必行，只是依然不能够做到毅然抛开一切，潇洒地离开。

    2006年12月1日，我把公寓的钥匙交给了一个朋友，和完全不会讲英文的一个多年死党“美术”背上背包，带着仅有的21000元和一个不知道能带给我什么的间隔年主题，开始了我迟到了3年却仅有3个月的迷你“间隔年”之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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